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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质朴俗中寓雅
作者: 暂无 来源: 心潮诗词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意思   作品展   交流   冯秋子   艺术   自由   知觉   青铜雕塑  
描述: 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文学院院长张永健 (一) “诗画同源”, “诗画一律”是中外文艺的一个优良传统。纵观中外文艺史,就出现了不少既工于诗,又长于画,兼二者于一身的诗人或画家。中国古代有王维、顾况、张志和、皎然、杜牧、苏轼、王安石、晁补之、李清照、赵孟頫、王冕、倪瓒、郑板桥等,近现代有吴昌硕、黄宾虹、经亨颐、陈树人、陈师曾、丰子恺、潘天涛、齐白石、徐悲鸣、张大干以及闻一多、李金发、艾青、曹辛之,黄永玉等。所谓“自古词人是画师”的现象,在西方艺术史上也不乏其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雕塑家、建筑师、画家米开朗琪罗,也是著名的诗人:19世纪英国“拉斐尔前派”创始人之一的罗赛蒂,既是画家,也是诗人,常常以诗与画来表现《圣经》的故事与但丁的著作,法国的维克多·雨果,不仅是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画家。 谢伯齐先生就承继了艺术史上诗画同源同本的优良传统。他出生于大诗人大学者大画家闻一多的家乡,从小就喜爱诗书画,虽然人生道路崎岖,经历坎坷,但其志却老而愈坚,其情却老而愈丰,其艺也老而愈精。他曾说,他是一位负重的登山者,是一个带着脚镣的跋涉者,在人生的山路上、在艺术的山路上,艰难地攀登着、跋涉着.“不舍昼夜”向艺术的峰巅攀登,……他曾把苏东坡的人品文品树为自己的楷模,追求的目标……。 谢伯齐善书善画善诗。书画为其主业,诗是其副业,偶尔为之,有的是先有画而后题其诗,有的是先有诗而后配其画。虽数量不多,但情真意切,形神兼备,富于哲理,独具一格。 (二) 诗言志,词抒情。伯齐兄为人侠义豪爽,嫉恶如仇,为朋友可两肋插刀。他的诗,大都“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感情充沛,爱憎分明,是其情感与心志的艺术雕塑。从情感分,其诗作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褒扬赞美事物的。《老树蔸》、 《葫芦》、 《仙人球》、《石下草》、 《莲藕》、 《水仙》、《待耕牛》、 《竹笋》、 《昙花》、《钟馗》、 《老树》、 《山泉》等即属此类。比如《老树蔸》:“历尽沧桑含苦辛,/为民造福勇献身,/安道今朝成老朽,/且看枝头又报春”。褒奖的是“奉献精神”,即使自己“历尽沧桑”,含“辛”茹“苦”,仍老而不朽,报春不已。再如, 《仙人球》:“落地便生根,/独立且自尊,/于世无苛求,/岁岁踊争春”。歌颂的是独立精神。仙人球满身是刺,适应性强,只要有一手不土、一滴水,便可生长开花,它不随波逐流、附炎趋势,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自尊”精神和于世求之甚少,踊跃争春的气度。其他如《石下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拼搏精神, 《莲藕》默默奉献的高贵品德, 《水仙》的“清白处世”, 《待耕牛》的“期盼”耕作;《竹笋》的“高洁”、 《昙花》的“自重”, 《雄鹰》的“慧眼”与英武,《钟馗》的除害“打鬼”, 《老树》的为“儿女”的献身, 《榕树》的“合力”献爱心; 《雄鸡》的“诚信”,《山泉》的“生生不息”, 《草鞋》的自我牺牲。这些诗既是在彰扬社会上的美好精神、高尚品德,亦是借自然景物之气象,写诗人胸中之境界,有鲜明的自喻色彩。 二类诗为劝谕诗,意在规劝朋友、同道改弦易辙,奏正音,走正道。 《瓶中梅》、 《黄丁鱼》、 《喇叭花》、《磨面驴》等即是。 《瓶中梅》劝人要耐得寂寞、安贫乐道、知足常乐。梅花本来是高山峻岭的“岭上翁”,经风耐雪,开花迎春,一旦被插“入瓶中”,以瓶来养活自己、衬托自己,便会“落得”枝败叶落,花殒香消,其源“只缘图虚荣”。这首诗不仅劝人不要“图虚荣”,更是激励人们在艰苦的环境拼搏奋斗,才能根深蒂固花繁叶茂,香飘天际。 《黄丁鱼》劝人不要盛气凌人,针芒毕露,老子天下第一,要善于团结志同道合者,才能其功可成,其名可就。不然,则孤家寡人,身败名裂,遗恨终生。 《磨面驴》劝人们不要固步自封,裹足不前,而应该放眼前途、阔步远行。这些诗读后,令人扪心自省,深长思之。 三类为讽喻诗,对社会丑类,人类渣滓进行揭露鞭笞。如《蜗牛》、 《凌霄花》、 《蜘蛛》、 《蚊子》、 《鸣蝉》、 《懒猫》、 《假山景》、 《大头苍蝇》等即是。 《蜗牛》揭露当代社会中一些园滑世故、沽名钓誉者的丑恶嘴脸,可谓入木三分: “溜溜滑滑腥涎流,/通身何处见骨头?/生来未犁一寸地,/为何小子也称牛?”明明是寄生虫,却舐不知耻地把自己标榜为社会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人民的公仆、是忍负重耕耘为民造福的“牛”:实则是欺世盗名的无骨鼠辈。这首诗同苏东坡“不厌”其“改”的《蜗牛诗》“腥涎不满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廻,/竞作黏壁枯”相比,伯齐兄的《蜗牛》则有其明确的指向和尖锐的批判的锋芒,有强烈的爱憎之情。 《蜘蛛》是对社会上为害百姓的邪恶势力的愤极之作: “黑手黑脚黑心肝,/拉丝结网设机关。/可怜多少奔波客,/作了孽种盘中餐。”,形象逼真地描绘出了作恶者其形之丑,其心之黑,其手段之阴险:抒发了作者对受害者的深深同情与对害人者的深恶痛绝。“奔波”二字说明了受害者大都是劳苦民众,他们劳苦奔波自食其力,稍一不慎,便误入圈套,成为食肉者的盘中之餐,网中之物。一个“孽种”,让罪恶者穷形毕现,骂得痛快淋漓,具有勾魂摄魄之神力。 (三) 古人云:“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谢伯齐深谙“不似”与“太似”之要义,他的咏物诗,往往取其一点,生发开去,因而不沾不离,恰到好处,比如《葫芦》 -诗,只是用首句“少可作食老作瓢”来突出葫芦的本质特征。这一特征只是葫芦所有,而其它植物所无,后面三句,借物抒情,抒写着诗人的人生追求。第二句“逗风戏雨任逍遥”是浪漫人生、积极人生,甚至戏剧人生的形象化。不论惊涛骇浪,狂风暴雨,诗人都镇定自若,笑对人生,甚至玩艰难困苦于股掌,逍遥自乐,逍遥自信。三四句“不与群芳争艳色,/一生求实品自高”,是积极人生、浪漫人生、戏剧人生的根源,并且进一步显示了诗人淡泊名利、谦虚求实的品德,这首诗与其说是写物不如说是写人,与其说是绘形不如说是绘神,一个“逗”字,一个“戏”字,使“逍遥”的神情活灵活现,令人赞赏。再如《待耕牛》: “一身披挂情满腔,/日走千垅又何妨!/我盼耕夫早吆唤,/莫误阳春好时光。”一四句把“牛”人格化,二三句之“走千垅”、“盼耕夫”写“待耕牛”的特征。在“不似”与“太似”之间写出“待耕牛”期待“耕夫吆唤”,盼望“阳春好时光”耕地劳作的精神品质。这两首诗“取形”少,写“神”多,神形兼备,借物言志,意气风生。而《莲藕》则蕴含深沉,褒奖于不言之中: “甘愿玉体埋深宫,/换取枝头一点红,/不计评说少公道,/默默奉献君子风”,少少数语道出《莲藕》默默奉献,自我牺牲,不管世俗如何不公,仍矢志不渝,一以贯之的高洁品格。由此,不仅令人想起张大千的《咏荷》诗: “绿腰红颊锁黄娥,/凝想菱花滟滟波。/自种沙洲门外水,/可怜肠断采莲歌”。两首咏莲诗都形象生动,色彩鲜丽,但因两位作者所生时代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其寄托有异,寓意有别,前者借物言志,歌颂一种美德,后者借物抒情,寄托一段恋情,两者都是美,但其涵意却大相迳庭。潘天寿说得好,“一个画家,如果有诗的根底,作画时可以脱掉俗气,增加诗的韵味。” (《潘天寿谈艺录》)。反过来说,一个诗人,如果有画的根底,那么他的诗便可超凡脱俗,绘神绘色,其味无穷,伯齐先生的哲理诗就有这种画的情致与韵味。 (四) 清人沈德潜说: “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所谓理趣,即“理”于“情”中, “理”于“形”中, “理”于“韵”中;也就是说诗中所言之理要有情感,有形象、有韵味,不然则干瘪枯燥、味同嚼蜡。谢伯齐的咏物诗,大都是言志说理的哲理诗。大都是情、形、理的有机融和。比如:“插花安柳巧用心,/堆山砌石苦经营,/盆中美景虽如画,/怎奈全是虚假情”(《假山石》)。这首诗是针砭某些部门、某些领导做表面文章,甚至不惜劳命伤财,做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的。一二句以“用心”之巧, “经营”之苦,名褒实贬;三句叙述其巧心“经营”的“盆中美景”“如画”,一个“虽”字埋下疑问,结句破题点晴,全诗不粘滞于物,理寓于物,理融于情,诗情画理、相得益彰。再如《凌霄》: “附势攀缘有绝招,/沽得美名叫凌霄,/无骨藤萝不知耻,/敢在人前弄风骚。”这首诗情理形融于一体,感情充沛,说理尖锐,贴切自然。一方面痛刺“凌霄”攀缘附势、卖弄风骚的丑恶与无耻,同时也告诫那些被“攀缘”者要“自律”、“自卫”,不要让“附势攀缘”者近身,否则将与其同归于尽,其诗言有尽而意无穷,令人回味。再如“咀尖腿长身子轻,/阴沟暗角巧偷生,/叮人不知羞与耻,/还鸣嗡嗡得意声” (《蚊子》)和“红帽紫袍靓着装,/学着蜂儿唱花腔,/秀尽媚态无人爱?/只缘肚里好贪脏。”(《大头苍蝇》。这两首绘形绘色绘声,由表及里,声态并现,即兴议论,讽刺贪官污吏与为害平民百姓之害人虫,可谓痛快淋漓,不由想到白石老人的《不倒翁》: “能供儿戏此翁乖,/打倒休扶快起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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