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与证据法创新

【类型】期刊

【作者】谭佳 

【刊名】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学术刊物 国内 出版发行 编辑出版 美术学院 南开大学 学术性 清华大学 雕塑

【摘要】《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6期，17000字 ■谭佳 明中叶以来，考据之风日趋形成。这既因为学者们认识到空谈足以亡国，考据学更深入人心；也由于清代文字狱的压力，使得文人士大夫只能推崇训诂考证为主导的考据学风。相对明儒基本认为“心”才是知识的来源与根据，清儒认为，记载在经书之上的文献知识才是知识的根源，主张文献考据能重构经典的原义以及制度器数的原貌，圣人的理想便可付诸实行。然而，以客观还原历史和通晓圣人之理为价值诉求的考据学，果真能保证历史求知的客观性，从而走近圣人之义理吗？即使是“术业专攻”地集中考据某个对象，也难以恢复其“客观原貌”，因为各家考证结果很有可能大不一样。 考据学在充当行之逾百年的典范后，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矛盾与不足，清人已经对其不断质疑和抨击。直至晚清科举制解体和西学涌进后，作为人文学术的权威证据，考据学方法效应被彻底颠覆。 在百余年的发展轨迹中，“世界性”和“整体性”诉求不断导致传统观念所蕴含的道德情怀被消解，历史研究对象不断被史料化，研究方法不断多元化和立体化，证据法随之嬗变更新。 信仰危机与观念转型 随着晚清动荡的社会局面和士人信仰危机的出现，晚清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廖平、康有为欲在经典阐释中恢复信仰，将孔子发挥成全知遍在的人格神，强化人们对孔子的神圣感。但建构的全知全能的孔子却反而使得其本来面目和六经一起，被不断变迁的现实境况所决定，丧失了其历时性，实际上把孔子降到和异说平等的地位。他们以崇古作为现代变法改制的手段，结果则是推倒了上古信史。这种隐匿的目标与实际效果相悖的现象，进一步昭示了晚清治学方法的危机，也凸显出经典的关键所在——“经世”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近现代以来，大凡涉及重新阐释经典的举措，往往在此二者间难以两全。这间接激励着近现代学者不断调适研究目光。当从根本上无法守住对经典的神圣信仰时，就不难理解为何素以历史文献丰富著称的中国，在晚清却发生了学人对其“有史”还是“无史”的争论。如马叙伦、梁启超都否认传统史学是“历史”，而主张历史应该是“民史”、“公史”和“社会史”，是记载“群体”的历史。 古史反思与证据拓展 20世纪最初的30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尤为重要的时期，尤其五四运动前后是20世纪与之前历史联结和沟通的桥梁，从这里出发形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和基本命题。这种颠覆性研究的证据拓展之特点如下。 1．西方科学主义的熏染。胡适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在于明变、求因和评判。历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打破经学牢笼。在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上，他强调“演绎和归纳相互为用”。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对顾颉刚影响重大。 2．整体性诉求中的多元观念。在“科学”方法的启迪下，中国传统的“一元”历史观念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在史料真伪辨别中多元史观的建构。在古史辨派的影响下，从1929-1930年出现了多部提倡多元古史观的观点和著作，正是在古史辨派将上古信史击为碎片的前提下，古代民族处于一元的华夏“正统”观念才可能被颠覆，多元古史观的观点才有出现和成立的土壤。 3．经典的史料化与“二重证据”。傅斯年不仅批判传统的故纸堆材料，更主张实践“动手动脚找材料”，其治学以“史学就是史料学”观念闻名，“史料”及其使用方法在他提倡的新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傅氏的史料观催生了新的证据法。不过，早于傅斯年，王国维已经周详地提出“二重证据”及实践效果。二重证据法之新，在于将出土文物上之文字记录，若甲、金、简、帛等作为史料研究，沟通了实物、历史两种学问之间的关系，建构更为整体的证据法。 4．整体观诉求：“二重证据”的深化。在王国维之后，傅斯年并不满足于二重证据法带给他的启发和成果，他认为二重证据法仅限于地下史料与文字文献，尚缺乏“整个的观点”，明确提出要重视“文字”以外的考古实物和“整体”的文化意义，这无疑是对王国维强调出土文献的深化。傅氏主持的史语所在安阳殷墟发掘中对人类学、地质学和天文历法等的综合运用，在语言学研究中采用实验科学方法，都为此提供了成功的实例。 受西学和王国维影响，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把当时考古发现、种族考察、地理考察结合起来整体论证。李济在《现代考古学与殷墟挖掘》中，也反复声明沉溺于文字史料的过时，强调整体知识的重要，并且必须要知道一切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人类史的大节目、一地方史或一时期历史的专门研究。 面对傅斯年更为整体的论证，尤其是面对出土文物，胡适也不得不心悦诚服，感叹自己“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黾池发掘的报告，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今安阳挖掘的成绩，足以纠正我的错误”。在新史学的再次转型中，从书本文献走向出土文献、进而结合西方的考古学知识来理解历史，成为现代学术建构的突破口。 从三重证据到四重证据 早在20世纪初期，“历史主义危机”的呼声便此起彼落，并由专家学者蔓延到社会群众，形成“历史无用论”的流行论调。 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后现代解构浪潮下的各式人文新理念，诸如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吉尔兹、怀特……众多大家的思想闪亮登场。史学与人类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纠缠更为复杂，跨学科研究日益成为人文领域的必然突破路径。这时，曾经在现代学术转型和建构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新史学”及其不断更新的史料观，在新的知识语境中被不断映衬出其理念困境，人文学术的证据法革新呼之欲出。 1．第三重证据：人类学的视阈及实践。就字面意义而言，现代学术界有两层意义上的“三重证据”，分别由饶宗颐和叶舒宪提出来，前者侧重考古学，后者则侧重人类学资源。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的基础上将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实质上，饶先生的“第三重”与傅斯年、李济等人的史料理念并无根本区别。 有别于此，另一种“第三重证据”则是由叶舒宪提出。叶氏“第三重证据”指传世和出土文献以外的人类学资源。这既可看做对上阶段新史学革命的继承发展，更应视为现阶段学术语境中对以往学术范式反思和突破的结果。 2．“物”之再反思与突破：第四重证据。叶舒宪于2004年开始提出“第四重证据”。所谓“第四重证据”是指考古发掘或者传世的古代文物及其图像，包括今人所称“美术考古”的各种对象和资料。“第四重证据”旨在借助图像叙事的巨大潜能使文字材料的线性叙事和平面记忆变成多维生动的立体叙事，重构出失传已久的远古文化的相对完整的记忆链线索。其实从王国维开始，尤其傅斯年、李济等大家都在强调证据中的“实物”价值，叶舒宪提出的第四重证据实则也是由“物”组成——无论古代文物还是图像的承载体（图片、画像、雕塑等等），都是区别于书面文字的“物”。那么，第四重证据之“物”与傅斯年等的“实物证据”之继承与突破在哪里？为何要将“图像”从诸“物”中独立出来？ 近代以来的几次新史学革命在根本理念上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拥抱和追赶，在方法上突出表现为把历史学与科学联系起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然而，后现代思潮下的批判主义早已将不证自明的“历史”本质主义解构，不仅如此，连科学主义赖以生存的现代性文明的合法性，也正日益被质疑。 第四重证据强调用物质文化及其图像为证据，其根本目的是要超越现代学科建制中的诸多历史本质主义观念，在更为广阔的世界性、整体性视阈中阐释被文字叙事所遮蔽和遗忘的深远传统，重新阐释中国文化渊源。这时的古史研究已经不再是“信”或“疑”的判断问题。如何超越有限的文字记载，通过“实物”，尤其充分利用史前物质文化（如神像、图腾偶像、陶器图形、玉器形象等）的实物来分析上古文化观念，在人类学资源的参照中将上古文明纳入世界文明格局，从而更好地理解本土文明的起源和特性，这才是“四重证据”的倚重所在。或者说，它是一套更具有世界性和整体性的阐释方法。这时，所谓科学、实证的眼光便会黯淡下去。因为科学和实证走不进没有“科学”的上古，阐释不了那些“物证”背后的神话思维和叙事内蕴。“四重证据”及其实践无疑是对现代性话语下的史学观及方法论的再次突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题《如何整体观和世界性——近现代人文学术转型中的证据法嬗变》，李红岩晁天义摘）

【年份】2010

【期号】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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