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 德国·城市“绅士化”：我们在大城市里该如何生存？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在德国

【类型】期刊

【刊名】城市画报

【摘要】文图／张璐诗 北德深秋。201 0年1 0月东西德统-20年纪念日那个礼拜天。有一点小雨，搭轻轨去汉堡的工作坊博物馆，转转“跳蚤文化市场”，顺便会友人。马里奥在博物馆工作，他女友安娜在中学里教艺术史，每个礼拜日两人一起来“文化市场”上摆摊卖二手唱片。 但来“文化市场”的一路，到处静悄悄的。也许人们都涌到斯图加特游行去了。几日的报摊上，各份报刊的头条全是斯图加特火车站附近的剑拔弩张。在“统一”的表征意义与实际的社会问题之间，德国人民选择了后者。 何况，像同一周德国文豪君特·格拉斯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提到的那样，东西德离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还远得很：除了两德的贫富依然悬殊，为二战后德国“经济奇迹”卖力的土耳其及南欧移民第三代，还是未能真正融入德国社会。 “跳蚤市场”所在的博物馆，前身是建于1871年的橡胶厂。现在既卖Tom Waits的黑胶、Royksopp的罕见EP，也卖二手的碗碟叉勺。边上的鲜花档旁，则耸着一枚铁色的怪“雕塑”：2000年时这是全球最大型的切割机，曾为汉堡城修地铁等大鳄项目打通地道。 现在它已退休多年，静静目击不远处四面环山的斯图加特城，一堵堵泥石森林也许很快就灰飞烟灭。 “斯图加特21”，其实是10年前斯图加特政府规划的地下火车站工程方案。我到达时，斯图加特老火车站还在，不过候车楼一角已被包裹，墙石不断被敲下来。车站墙外铺满了愤怒的反抗的单张。假想敌正是规划中的地下火车站工程。 初步规划公布时，政府预算是20亿欧元，社会反响平静毕竟新车站能快速连通城际甚至国际铁路，有其便民之处。市民塔尼娅·卢卡斯记得小时候冬天坐火车时，斯图加特铁路上容易积雪，常造成交通堵塞。如果建成了地下火车站，这个问题也能解决。 但是两年前，详细的建筑规划出台后，老百姓开始骚动首先是预算涨到了60亿,欧元，近月又变成了70亿。同时，地下火车站的崛起，要逼走一大片的斯图加特老房子，还必须砍伐200多棵古树。有地质学家也持反对意见建一座庞大的地下车站，肯定要冒地质受损的险。而假如地质结构破碎，很多斯图加特市民害怕某天会遭遇“天坑”。 纳税人不乐意了，还因为他们注意到政府预备要花这笔巨款时，却要砍掉一部分社区文化活动的资金。对于10万位走上街头、捧着烛光坐在广场上请愿的老百姓来说，古树、旧楼与幼儿园的社区活动，远比一项劳民伤财的庞大规划来得重要。住在老公园旁的塔尼娅·卢卡斯说，战后家人要靠砍树取暖，但就算再艰难也没碰过公园里的古树，因为对斯图加特人来说，那是自己家园的某种象征。 马里奥提起当年“68学潮”时代，大家面临着很多共同的“敌人”，为了建立心中理想的社会，大家不惧彻底的颠覆。今日民众运动虽然依旧频繁，但很多人都想在为反核、环保请愿的同时，也能保住舒适的房子与车子。 但是今日情况又似乎微妙地在变化：当今天柏林已能够启动一个大型的希特勒展、甚至有观众留言寄望于“一个强大的领袖”时，德国的社会状况不能算太好。大家重又面对着好些共同的敌人 比如失业率。当大家都在怀念经济黄金时代的同时，市政规划还在不断开发新城改造旧城，越来越多的传统和老习惯随着旧房子的拆除而消逝。此时，城市“绅士化”( Gentrification)也成了人民公敌。 “斯图加特21”本是巴登·符腾堡州之内的市政建设项目，现今已衍变成激烈事端，辐射至德国东西南北全境。即便德国的社会运动历来频繁，但这次的规模也罕见得很。德国《国家地理》的编辑兼斯图加特“Lift，’杂志自由撰稿人Alexandra Wolters，刚从斯图加特搬回汉堡。她说现在每周五晚上7点，斯图加特都会有专门的游行抗议“工作坊”，教有意愿加入请愿的民众如何“增加重力”，以避免轻易被拖走。不愿“上街”的民众，7点可以一起从四面八方同时“发声”，声援请愿者。Alexandra以前的邻居，每晚一到7点就拿着鼓槌在锅瓢上敲个不停。 无论是地理概念上还是心理上，捍卫一小片自留地，大概是许多德国人的一剂消炎止痛片。 君特·格拉斯套着一双紫红花纹的绒线袜子坐到书展台上时，将“斯图加特21”事件与20年前民主德国崩溃时很多人上街喊口号“我们全是一个人”的时刻相提并论。向来积极介入时政评论的格拉斯认为“人民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可以做出改变，不受政客的任意摆布。比如‘斯图加特21’事件，我们就能看到，民意真的可以撼动政策。大家联合起来吧，争取人民真正的需求。” Punk风潮：城市“绅士化”前传 “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这个与改造旧城开发新城相关的陌生新词，延续了法文的简略中包含的紧凑想像力：想一想城市建筑的穿衣戴帽工程，再想一想褴楼的形象变身西装骨骨的样子，形象吧 这个词只见于近两年的中欧。但仔细想，我们与欧洲人对这个词“语中所无，意中所有”的时日都已很久。相较于许多国家而言，今天德国对于传统与老建筑都有足够的尊重。但NDR（北德广播）编辑安德烈·贡姆兹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战后重建时，因为战后整体的市政规划，德累斯顿多处并未受战火损毁的老房子与旧教堂被逼拆毁，当时许多民众联合起来做抗议。 上世纪80年代初，伦敦的“朋克”风潮席卷汉堡。催化剂正是“绅士化”的端倪当时汉堡港附近临街的房价飙升，汉堡市民供楼困难：想离开父母改变生活方式的许多年轻人，也租不起房。此时许多房东有新想头：考虑将这些“黄金地段”的老房子拆掉，重建成现代化的楼房，以吸引有钱人来买房。有很长一段时间，房子都空着没人住，房东们却还要坐等房价进一步上涨，以尽可能多地“吸金”。 德国“68-代”的影响当时已式微下来。年轻一代需要寻觅下一个创新的方式。暗雷滚滚下，德国人环保意识开始大面积醒觉，德国“绿党”也在同时期成型。今年44岁的安德烈，既不属于68-代，也不属于“朋克”一代，而正好在那两代人的夹缝中。他自己曾参与“自行车宣言”的行动：大家骑着车游行，请愿政府在汽车道旁加修上自行车道。 今日，也只有在德国，哪里有人行道，哪里就有棕红色的单车道。走路的人越界了，别怪耳边“叮铃铃”的不耐烦。 安德烈的友人提尔，在汉堡的“工作坊”博物馆当了20多年的设计师。汉堡一段“另类文化史”开篇时，提尔正读大学。他曾带头排街头戏剧、发动捍卫电车低价请愿、给汉堡的报纸画讽刺漫画，还给汉堡的“占空屋”行动画海报。 提尔一帮租不起房的同学和朋友直截了当就搬进了汉堡港一带的空置楼房内，将房子粉刷一新不说，还在外墙增添了自由涂鸦，在室内则带进了画廊、咖啡馆、艺术共享等文化内容。这种 “占有根据地”式的做法，赢得了不少德国左翼政客的支持。 安德烈·贡姆兹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任的汉堡市长Klaus von Dohnanyi，曾公开对愤怒又不知所措的房主们表示：会为占下了房子的年轻人争取合法的租约，并会请他们交纳定房租：假如行不通，Klaus将自动放弃政治生涯。 结果是市长先生的乌纱帽继续理直气壮地戴在头上。文青们的居住得到了合法化，文艺角落渐成规模的同时，栖居者也组建起了“汉堡港街社区”。今日那四五幢昔日壮烈的“空屋”，门前或“搁浅”着一艘船，或停泊着喷满涂鸦的房车。安德烈听说，新一拨的逼迁强拆有卷土重来的意思。反骨的“朋克”们自然不愿意，因为这里是“朋克”的精神驻地，维持着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距离。你会看到一幢20多层高的红楼，外墙上张扬地涂着“不受控”三字；一幢白楼上，白纸黑字地悬着“内阁部长废柴会议”标语。你会在墙面高处印着一颗红五星的房子跟前，看到免费修单车的角落。你还会在不起眼的墙脚找到一片房子和一句“欢迎”的蜡笔小画。 走远了一些，回头看，发现顶楼上方涂着醒目的几个字：“没有人是非法的。” 汉堡港·生存于大城市 地铁里的一则滚动新闻显示，德国老百姓心目中最理想的居住地，第一位是巴伐利亚地区，第二位是汉堡。 汉堡这个都市，点睛一笔在于靠满了彪悍的巨帆、又有点像把珠江新城、天河和旧东山都混在一起的汉堡港。 港湾内正在建造汉堡新歌剧院，据说政客们耗资庞大，野心是要建成在全德国乃至全欧洲最好的歌剧院。但是由于成本日新月异在涨，正反方的媒体战役也正如火如茶。

【年份】2010

【期号】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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